李成刚

自4月1日起，新一轮减税降费拉开了帷幕。

李克强总理4月3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，确定今年降低政府性收费和经营服务性收费的措施。其实施后全年将为企业和群众减负3000亿元以上。如李克强总理所说：“减税降费是今年应对下行压力的关键举措，可以说是当前经济工作的‘一盘主菜’。”

作为中国经济转型期的积极财政政策手段，相比往年，今年的减税降费可以说是规模空前、特征明显、指向精确。相比2016年至2018年政府设定的减税降费目标（5000亿元、5500亿元、8000亿元），今年全年减税降费将超过2万亿元，是上年的2倍多、2016年的4倍多，足见规模之巨大。特别是减税降费的目标十分明确，即普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并举，以减增值税和降社保费为着力点，将重点放在生产经营环节、直接构成产品和服务价格要素的流转性税费上。由此，此轮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明确回答了两个问题：首先，减税降费的目的，在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围绕产品价格进行减税降费，通过降低税费成本来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，最终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益；其次，从增值税和社保费入手，在重点降低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税收负担的同时，减税降费几乎覆盖了所有行业，因此，其预期效果能否实现依赖于规模效应，需要在方式上更加注重制度化建设。相较于税基式减税和税率式减税，此次增值税税率调整，充分体现了“简税制、低税率、宽税基”的改革诉求。

需要强调的是，要实现上述减税降费的目标效果，需要相应的支撑条件。税收的目的在于支撑政府财政支出，如果目的在于扩需求，减税降费必须以增列赤字为支撑，否则减税降费无法达到效果。此轮减税降费的目的在于降成本，因此就不能诉求于增列赤字，而必须以“节用裕民”为支撑。我们看到，为企业减负降成本，今年中央财政提出了一系列开源节流的措施：一般性支出压减5%以上、“三公”经费再压减3%左右，地方政府支出结构也提出了优化要求。同时，增加特定的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、进入国库，收回长期沉淀的资金。因此，大规模减税降费，是在动政府的存量利益，割政府自己的肉。

随着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，自去年以来，为企业减税降负，提升竞争力，抵御市场寒流的压力，已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应对变化的主要手段。可以理解舆论将此次减税降费放在了一个罕见的高度——事实上，“减税降费是一项重大改革”的论淡一点也不夸大，这一轮减税降费与削减、优化财政支出通盘筹划，不仅考虑到了财政发展的可持续性，也是保障了减税降费的切实效力，这是一项刀刃向内、壮士断腕的改革，直击企业税费成本的核心。

从税基到税率、从特惠到普惠，通过制度化减税方式的转变提增企业的预期与获得感，以“节用裕民”为减税降费的效果实现提供保障，其结果可见是以政府收入的“减法”换取企业效益的“加法”，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的“乘法”。